2017-12-6 7:51:00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十九大报告对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更应注重主动预防性监管。

  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意味着以坚守主业服务实体为基石。金融业回归本源的重点是要做好“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有机统一,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性、科学性、持续性”。为适应当前化解金融风险的形势需要,各金融机构要依托主业优势回归金融本源,积极主动参与供给侧改革各项部署,紧扣“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还需以综合判断分类施策为抓手,在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防范新的风险产生。

  而主动预防性监管强调的是尽力减少不利事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在监管实践中,人们习惯于事后惩罚。但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律和监管的效果出发,立足主动预防性监管,把重点放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前警示上,更见成效。此外,开始时个别的、偶然的违规行为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如果对这些违规未能在事前或早期予以惩戒,会给市场传递不良暗示和信号,等到形成参与者的普遍行为之后再处理,除了“法不责众”的难题,还会增加处理成本,且必然引起市场震动;而预防性监管则可减少不利事件、违规行为,防患于未然。为此,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以综合判断分类施策为抓手,在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

  因此,主动预防性监管,总体要求是“从早从小从严及常态化”,把违规遏制在萌芽状态。要满足这个要求,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完备和严格执行是一体两面。

  具体而言,主动预防性监管更强调权威,体现立法者的理性、专业、对市场的洞察力,执法的严格。要求敬畏市场,坚决遵循规则、程序公开,过程透明(包括规则和程序的制定、修改过程透明)的原则。确保规则公平,执法公正。“三公”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公开是前提,公平是目的,公正是手段,由此促使其他参与者敬畏市场,敬畏规则,信服监管。遵循“三公”原则,还要求监管、遏制违规时,让市场有个稳定的预期,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之间要保持相对稳定和连续,以增加参与者的信心。

  主动预防性监管注重长远,制定法律、法规时,综合考虑市场参与者的情况,尽可能考虑制定法律法规的周到、全面、细致。注重对市场的长远影响,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主动预防性监管还需超前预判,增强前瞻性,提高预判能力。预判监管措施一旦出台,市场参与者和执行者会有何反应,执行过程中会有什么阻力,未来市场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需要有超前研究并拟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遏制违法、违规的监管过程不是单纯地寻找违法行为的证据,而是需要找出违法违规行为的原因,把更多精力用于法律的补充与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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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1 8:23:00

  投资股票,不能追求心理上短暂的愉悦感,而应追求实际账户的总盈利。股票是否卖出,只有两个标准:未来是否继续上涨及是否需要止损。过去的买点不构成今天的卖点标准。不管是先涨后跌还是先跌后涨,不要被绝对值和相对值框住,操作也不能受情绪影响。

  掌握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就得尽力避免让心理账户干扰投资决策。

  为什么许多人偏爱低价股,且资金量不大时喜欢持有多只股票?为什么许多人在菜场买菜讨价还价,而在股市上对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股票交易却非常随意?不少人作出买入决策时非常草率,而在该果断卖出时却常常犹豫不决。依据塞勒的研究,这些人忽视了短线交易与长期投资的区别,不愿止损,因为关闭一个正在亏损的账户内心非常痛苦。

  短期和长期投资的决策是很不同的。

  让我们来看看学者的实验。Gneezy和Potersr让两组测试者在风险相对较低的基金和风险相对较高的股票之间选择。选择前,一组看到的是预测未来一年的行情趋势图,另外一组看到的是预测未来30年的行情趋势图。研究发现,看一年行情趋势的测试者倾向于基金,看未来30年行情趋势的测试者倾向于股票。这说明评估账户的频率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评估账户的时间越长,人们越倾向于寻求风险。这与理性操作恰好相反:理性的短线交易常常是寻求风险的,例如短线高手当天回转交易大都是风险偏好的,长线交易则注重规避风险。但目前很多散户投资者在短线交易时过多考虑股票质地和基本面,而忽视了短线形态,该寻求风险时却过分保守了。长线持股时又过多考虑股票技术面而忽视了股票质地和基本面,该稳妥规避风险时又过分冒险。最典型的表现是,短线交易一旦失手,不及时止损而被迫做了长线,而在可长线投资时又不能忍受股价短时间的波动。换言之,用短线思维做长线,用长线思考来做短线。

  塞勒也做过这样的实验:A、B两人分别得到了不同的投资回报(但总盈利相等)。您认为,下列哪个人感觉会更好? 即大家一般愿意是甲还是乙?如果感受一样,则选C“无差异”。甲有两只股票,一只赚50元,一只赚25元。乙有一只股票,赚了75元。三个选项是:A.甲感觉好;B.乙感觉好;C.无差异。实验结果是,64%的被试认为甲感觉更好。但实际上两人的总收益是相同的。

  塞勒还做过一个实验。他研究了纳税申报单上的小错误问题:A.被通知了两次各需要补交100美元。B.被通知一次补交200美元。问哪种情况下被试者更不愉快?结果多数人觉得面对A更让人心烦:两个小的损失比一个大的损失更让人心烦。这种情绪反应与人们对损失反应的本质高度一致:人们喜欢将两笔损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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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4 8:41:00

  与传统会计账户不同,心理账户的特征是“非替代性”效应,也即不同账户的金钱不能完全替代,这会使人们产生“此钱非彼钱”的认知错觉,对这两个账户的钱有不同的感知,导致非理性的经济决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这个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

  人们在决策时通常不是将决策的各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并计算各方面得失带来的效用,而是将问题分解成相对习惯和简单且分别独立的科目,其感受效用分别来自于这些科目的损益。这种将问题各方分开考虑的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沃斯基1981年对“演出实验”的分析表明,消费者决策时会根据不同的决策任务形成相应的“Psychic Accounting”。这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这揭示了人们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识过程。1984年,他们两位提出用“价值函数”假设和“决策权重”函数来解释人们内在的得失评价机制。1985年,塞勒发表“心理账户和消费行为选择”,正式提出心理账户理论。1999年,塞勒发表“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系统总结“心理账户”的研究。

  由于存在消费者心理账户,个体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违背一些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从而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为什么对路边的1元硬币看都不会看上一眼,而对微~信红~包的几角钱非常有兴趣?去剧院看演出,票丢了,或丢了与票价相同的钱款,哪种情况下会继续看演出?为什么两个好消息要分别表达?为什么股民偏爱低价股,且资金量不大时喜欢持有多只股票?这些现象都能用“心理账户”理论来解释。

  笔者也曾做过与此类似的调查。A.假设你已决定去听一场音乐会,且买了张1200元的门票。来到音乐厅,发现票丢了。你是否愿意再花1200元买张门票?(假设钱足够),音乐会曲目你不知道。B.假设已决定去听一场音乐会,门票是1200元,但还没买票。你来到音乐厅,却发现丢了1200元,你是否愿意再花1200元买一张门票?(假设钱足够),音乐会的曲目你不知道。

  面对问题A,970人中有458人愿意,512人不愿意。面对问题B,863人中有434人愿意,429人不愿意。按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这两者没有区别,其期望效用是一样的,都损失了1200元,为何结果如此不同?因为“心理会计”在起作用。

  A情境下,第一次现金与第二张门票分别被记入不同账户。相当于“钱包”受到了意外损失,与门票及看演出没关系,也没理由不看演出。现金损失未被记入看演出的账户,不会感觉看演出成本过高。而且,如果不再买一张,之前的1200元就白花了。这反映的是承诺的升级,前面已有资源投入,在未来的决策中,再投入资源,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证明之前投入资源的决策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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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2 8:17:00

——股票投资心理学漫谈之十九

  避免乃至摆脱“事后聪明偏差”的最好办法,是增强反思和防范意识。每次操作都应仔细思考,过去的操作失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结果?这种反思最好能形成文字,以避免遗忘。因为,遗忘也是形成事后聪明偏差的原因之一。

  “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也称“早知如此效应”(know-it-all along effect),是指人们倾向于在事后夸大原有信念与事件信息的相似度,过高估计事前预测能力的现象。简单理解,就是俗语所说的“事后诸葛亮”。

  学者Walster最早研究事后聪明偏差。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设计的实验,要求被试决定是否购买房产,希望考察被试者对预期结果的信心程度。他告知一部分被试者他们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没有告知另一部分被试者。结果,提前获知结果信息的被试者对预测结果更有信心。巴鲁克·菲施霍夫和鲁思·贝思在1975年实验中,把四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作为判断事件:19世纪英国与尼泊尔廓尔喀族之间的战争;1967年在亚特兰大、佐治亚地区因种族问题引发的骚乱;两件临床心理案例。研究人员向被试者呈现历史画片,短暂描述历史事件或案例后,列出四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之一必为正确结果)。对A组,不告知实际结果,只要求他们评定最终结果的可能性。对B组,告诉四种可能并提供“真实”的结果,而这“真实的结果”是随机呈现的,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然后要求被试者评定最终事实的可能性。结果,B组对实际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评估高。这说明结果信息仍然影响了被试者的判断,产生了事后聪明偏差。

  世人经常嘲讽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人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偏差。心理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事后聪明偏差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选举、经济决策、商业活动、体育竞技、医疗、科学实验结果、自传记忆、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投资过程中;并具有跨年龄和跨文化的一致性。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事后聪明偏差与事件的自我关联程度和个体特质有关。当所涉及的事件及结果与自身有紧密联系,并能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更能表现自己的优良品质时,人们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智力水平相对不高、自我表现欲较强、依赖性较强、控制感较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专业知识技能对事后聪明偏差有两个相反的影响,专业知识技能较高者,会凭借其较强的专业记忆能力,在回忆阶段常有较好表现,因此事后聪明偏差程度低于相对专业知识技能较低者。另一方面,专业知识技能较高者,也更易受印象管理和自我表现动机的影响,因此会表现出较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

  人们愿意持续夸大曾预见到东西,不仅倾向于将已发生的事看成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认为,在这件事发生前就表现出相当的不可避免性,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证明自己的高能力和一贯正确。依据心理学的追踪研究,人们常常在那些会让他们有更高收益的事件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事后聪明偏差,尤以股票投资者的表现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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